漆器与陶瓷纹饰的渊源

南京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著名古陶瓷专家张浦生先生在接受《艺术市场》记者采访时说：“关于纹饰来源的追溯，比如最早的彩绘瓷诞生于公元4世纪的六朝初期（孙吴时期），但其纹饰却源于汉代的漆器、丝绸、铜器等器物。”（参见《艺术市场》2004年第1期）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周世荣先生在《长沙窑作品集》中认为：“长沙窑‘釉下彩’瓷渊源于汉代漆器”。周先生还以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中附带的陶胎漆器为例进行了论证。
笔者在收藏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两位专家的观点是客观的、有理有据的、毋庸置疑的。在中国的工艺发展史上，四川地区的陶瓷器、漆器和青铜器的生产历史都很长，且十分发达。早在5000年以前，处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蜀人就已经大量地使用陶器了。后来的考古人员在岷江、沱江、涪江及其支系的一些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印有各种纹饰的陶片。距今4000年左右，成都地区就进入到了青铜时代，三星堆文化遗址和金沙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和其他文物，总体上展现了古蜀国历史的辉煌。
在成都曾出土了一件战国铜壶，其纹饰表现的是一幅十分形象的桑女采桑图，这说明了至少在战国时期，成都已有了丝绸纺织业。到了汉代，成都已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先进的地区之一，产品不仅在国内“覆衣天下”，而且还远销西方。
生漆技艺是我国古代的独特工艺，而商周时期的蜀地，生漆使用技术和漆器工艺已十分的高超。到了汉代，蜀地漆器已达到全国的最高水平，在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贵州清镇、朝鲜平壤、蒙古诺音乌拉等地区都出土了此时期蜀地制造的漆器。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前会长，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一书中指出：“瓷器烧成于东汉”，并在《汉代墓葬、遗址出土瓷器登记表》中列出了四川五个出土瓷器的地方。冯先生还在书中指出，四川忠县蜀汉后期崖墓曾出土有一件属于邛窑的口沿饰有几组褐色点彩的青瓷碗。这表明褐彩的产生与使用并非越窑首先发明创用的。这就是说，邛窑有可能是首先发明和使用褐色点彩的。因此，借鉴其他产品的装饰风格的器物就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
从战国时期到宋代，四川都有用生漆装饰的陶器和瓷器物品的出现。笔者在几年前，曾目睹一只圆口陶罐和一只长颈罐（图一、图二），两罐均为灰黄色陶胎，火候不高，用指头击之，声音低沉，均使用黑色和红色生漆装饰，图案为几何纹，具有战国装饰纹样特征。据拥有此罐的主人说，两罐刚买到时，漆亮如新，颜色鲜美，但不久之后，漆皮龟裂，品相大损。原因在于漆罐出土后，由潮湿且与空气隔绝的环境一下子变为裸露在相对干燥的空气之中就变成了这样。
有一次，笔者与朋友一道在成都文物市场上逛地摊，又发现了一只典型的汉代黑漆翻唇圆口高温深灰色陶罐（图三），遗憾的是漆面剥落严重，只剩下上面一小部分。因为价格便宜，且具文物研究价值，我便让朋友买下收藏了。随后，我有幸在成都文物古玩市场上，买到了一件髹漆陶胎香炉（图四、图五）。关于此件器物，笔者曾在雅昌艺术网上请教过许多藏友，均不认识。后来笔者查到沈福文先生的《中国漆艺美术史》一书中曾有记裁，笔者认为：此陶罐系红色胎，是唐宋时期邛窑陶瓷器所普遍具有的胎色，明清时期已不多见；所用“蓝绿漆”在古代四川和江南一带极为盛行；宋代民用髹漆工艺普遍发展，出现专门制造漆器的“行”。这件钵形香炉工艺特点表明是“犀皮行”的作品。宋代犀皮漆器，属一般的普及品，其装饰方法，成本低廉，制作简便。据史载，宋代漆器，“黄金为胎者，盖大内物也。民间有银胎、灰胎（即陶胎），亦无不精妙。近因……盖利其金，殊不知金胎少，而灰胎多……毁剥略尽”。此罐纹样系龟背纹，属于犀皮斑纹类(包括龟背纹、虎皮纹、菠萝纹、桦木斑纹等)，其方法是“填漆磨显”即先髹色漆，使之出现理想之裂纹，然后，再磨金或银即用金粉或银粉装饰。于是，将此件珍稀物品暂定为：“宋代蓝绿色髹漆磨金龟背纹陶胎钵形香炉”。由于没有见过相关实物资料，现将此物及其观点公诸于世，在更大范围里请教于同行之人，以免误识。